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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策劃前言

編研一體,學術立社,此則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具有出版資質的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單位堅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終獲批準(課題批準號:10&ZD095),數百名編輯人員與國內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的學者共預其事。廓清百年教科書發展之軌跡,探尋近代以來我國中小學課程、教材演變之規律,功在當下,利澤久遠。自2012年2月始,《中華讀書報》特別開設“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學術隨筆專欄,將次第選錄本課題研究者之學術隨筆,以饗關心我國教科書事業發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網上以專題形式再現之,以饗關心我國教科書事業發展的各位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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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期

清末彪蒙書室與“實在易”白話文教科書初試

江蘇省太湖高級中學 王 星

  “五四”運動讓白話文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語言世界,早在清末就有一個專業教育出版機構從始至終都致力于用白話文編輯各類教科書。成也白話,敗也白話,在教科書發展史上,彪蒙書室以其獨特的編輯風格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候選知縣的野望


  世事多難,清末政權已經舉步維艱。此時的杭州城里,一名候補知縣舉人的生活并不如意。錢塘施氏多為文學大家施耐庵的后人,此時的施崇恩時運不交,候補遙遙無期,只能在杭州城六克巷內的族學教學為生。即便如此,施崇恩身處沿海城市,得益于接觸西方文化的先機,他已經認識到中西方之間的差距,“處此萬國交通,學術競爭之時代,為我黃種謀生存,中國圖富強,惟有通國之人相率入學讀書而已。”(《彪蒙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序》)


  時光荏苒,因為資料缺失,我們并不知道早年的施崇恩在學堂里做了些什么,但是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施崇恩所在的施氏彪蒙學校,已經不同于一般的學堂,在《拼句法》和《白話解字》的封面上,可以發現“新編各種蒙學課本發行”、“板經存案翻印必究”的印章,結合書口“杭州蒙學課本”的字樣,我們大致可以推斷,這個學校已經為整個杭州城提供著蒙學課本。


  《拼句法》和《白話解字》是什么書呢?我們不妨通過《拼句法》中的序言《作拼句法緣起》來了解一些真相。這篇施崇恩寫于光緒二十八年四月的文字,今天讀來樸實無華。“現在我們中國,各處開設學堂,把各種的實學,件件講究起來。這是我們中國興旺的氣象。但是要講究各種實學,總要先會看書。看書這句話,卻不是容易的。就現在而論,莫說十歲左右的孩子,不能看書。就是那十三四歲的人,能夠看得懂淺近書的也很少。此是什么緣故呢?仔細想想,等是沒有文法書的緣故。我如今看到外國啟蒙的法子,真好極了。”序言雖然還是豎排,但全文以白話寫就,斷句則以空格標示,全然不同于同時代的書籍行文。


  《拼句法》作為啟蒙課本,從兩字拼句法到八字拼句法止。如兩字拼句法“人 圣人 賢人 人品 人情”;八字拼句法“法 法則 變法則 改變法則 改變法則難 改變法則不難 要改變法則不難 如要改變法則不難”。顯然這是在教授學生組字成詞、組詞成句,是一本教授作文的課本。施崇恩以電報與信局、自來火與火刀火石作比喻,表明自己編寫書籍的目的:“我做這種文法書,就是這個貪圖快霎便當的意思。下次還要想出一個法子,把虛字的真義講他出來,使小孩子習幾個月,便能明白。我的主意,總要使十歲里的孩子,能夠看書。到了十歲外,便可講究各種實學,使人人都成大有用的材料,把中國興旺起來。到那時候,我們中國,豈不是大有體面么?”(《作拼句法緣起》)


  大約半個世紀后,茅盾先生在《我的小學時代》中寫到,“回想起《速通虛字法》編者和畫者實在了不起: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鮮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馬’這一句,來說明‘于’字的一種用法,同時那插畫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馬;又如解釋‘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這么一句,插圖便是兩座山頭,一高一低,中間有兩人在那里指手劃腳,仰頭贊嘆。”而這一本《速通虛字法》,正是施崇恩發愿“下次還要想出一個法子,把虛字的真義講他出來”的杰作,他甚至還在封面上印上“二十日可通中國文法書”的字樣。


  然而,完成這些著作后,要推廣它們,小小的杭州城并不能滿足這位候選知縣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大約在1903年前后,施崇恩在杭州正式成立了彪蒙書室,專門從事蒙學用書編輯。不久后,又在上海棋盤街開設了總發行所。這里是當時國內新式教育出版機構的集中地,彪蒙書室能立足于此,可算在全國的蒙學書籍出版界取得了一席之地。


鴻篇巨著“實在易”


  彪蒙書室正式成立后,以編輯出版“最初級各種蒙學要書”為己任。由于有杭州施氏彪蒙學校的基礎,很快就有各類出版物上市銷售。一炮打開市場的作品,是《繪圖識字實在易》。最早版本的《繪圖識字實在易》出版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封面都有繪圖,洋洋二十期,每期都不一樣。這套書有著明確的編寫目的:凡例第一條,“做這種書的人,因為我中國識字的人很少,便想出一個容易識字的方法,要使我中國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無一個人不識字,無一個人不知道字的用處。”


  作為識字書,作者認為“中國的字,約有數萬。其實有用的字,不過數千,最常用的字不過數百。這種書中所揀的字,僅僅三千有零,均是有用的,凡生僻古怪無用的字,一概棄去。”另外,基于編寫的需要,所有字還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個大類,其中虛詞中“至于然而所以之乎者也”等,專門歸出,編輯成《速通虛字法》一書。因此,在該書中,虛詞較少。因為實詞虛詞作為基本分類,《繪圖識字實在易》的編輯體例就不能夠與其他同類識字課本類似,借用語法動詞、名詞等分類,而是按照“天”“地”“人”“物”分成四類,按期分別編寫。


  《繪圖識字實在易》售價并不低,每冊需大洋一角二分。后來所出的合訂本,二十冊打折后仍需大洋兩元。即便這樣,《繪圖識字實在易》還是銷售火爆。不久后,經京師大學堂官學大臣鑒定,此書得到了“啟蒙開智,具見苦心”的八字批語,成為了官方認定的蒙學堂識字用書,被列入全通行教材,市場銷售更是瘋狂。《繪圖識字實在易》幾乎頁頁有圖,凡例說“字不畫圖,不容易明白。但畫圖這要識字的人看得懂,亦不必太深。這種書上的圖,所以最淺最顯,遇有難畫的物事,這在他的用處上畫出,因為畫他的來歷,反不容易懂了。”基于這種理念,所配的圖片,較之以前流行的識字課本如《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等更加貼切、生動。當然,更大的特點則是注釋。全書采用白話解說和文話解說兩種,圖文在一起的是白話解說,更容易讓學生理解。而每冊書后,對每一個字又附有文話解說,保存了古文古義,且按照《說文解字》,注上了反切音釋。


  《繪圖識字實在易》立足在白話的簡易,以“實在易”占領了市場,緊接著又推出了一系列同類課本。在教科書出版歷史上,彪蒙書室成為了一家特立獨行的機構,其課本不以“教科書”或“課本”“讀本”命名,而是“實在易”!到1909年,施崇恩依托彪蒙書室,先后出版《速通虛字法》《造句實在易》《論說實在易》《虛字實在易》《習字實在易》《算學實在易》《地學實在易》《商務寫信實在易》《蒙學衛生實在易》等蒙學用書,迅速發展為上海灘上一家較有實力的出版機構。根據學者鉤索,彪蒙書室共出各中小學用書不少于75種,絕大部分都以白話文為特色。


是非成敗皆“白話”


  彪蒙書室的成功,是一種課本編寫新理念的成功,對當時教育的影響較為深遠。多年后,朱自清先生給《文心》作序時提及:“記得在中學的時候,偶然買到一部《園課蒙草》,一部彪蒙書室的《論說入門》,非常高興,因為這兩部書都指示寫作的方法。”《論說入門》是繼《論說實在易》之后更貼合學制需要的課本,仍然堅持白話文,前后共出了四集,達12冊。


  “白話”課本的成功,給施崇恩帶來了更強的信心。《繪圖中國白話史》和《繪圖外國白話史》也被編寫出來,較之以艱深的古文,這兩種書上市之后,受到了清末學堂的歡迎,流傳極廣。一系列的白話課本在全國流行,越來越多的小出版機構開始盜印彪蒙書室的書籍,鑒于此,施崇恩也向清政府請求對書籍進行版權保護。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開始,彪蒙書室的書籍上出現了版權示諭。在這篇文字里,清政府對彪蒙書室的書籍多加肯定“如《繪圖識字實在易》一書,上年呈請京師大學堂鑒定印行,銷售各埠。其馀如《速通虛字法》《中國白話史》等均已風行蒙小各學堂。”


  作為一個傳統的儒士,嘗到成功喜悅的施崇恩,對經典書籍具有特殊情感。加上《欽定學堂章程》頒布之后,對經學又有所重視,于是對傳統四書五經的再加工被提上了彪蒙書室的出版日程。1905年仲春,彪蒙書室正式發行《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全書共16冊,作為蒙學修身及讀經科教科書。在該書的“白話序”中,編者認為“其實四書句句是教做人的法子,能夠明白他的道理,真是終身受用不盡。”“若是一味呆讀,全不講解,從何處見得好處呢?”“我們做這種四書的解說,不過借此開些風氣,實際用開導順勢的法子。我想要開我國的風氣,還是順了他的勢做去,或者可望成功。并不是一定要勸人呆讀四書呢!”


  顯然,施崇恩在序言中已經注意到四書的實際作用,他并不是要按照統治者的目的去死背書,而是通過新的編輯方法,學習四書中有益于修身的內容。在凡例八條中,編者更是表露出希望借新編經學教科書宣揚西學的目的。細讀書中內容,很多東西被巧妙進行了處理。例如解釋《大學》中“在明明德”的“德”字,編者將之解釋為“德律風的德”,所謂“德律風”實際就是電話機,書中還專門配上了打電話的圖片。將四書內容與當時較為先進的電話技術相連,幾乎可以說是奇思妙想了。


  《繪圖四書速成新體白話讀本》將西學知識融入經學釋義,解讀經義時附會新的知識學說,這樣的做法頗受開辦新式學堂的人士歡迎,此書一出版,全國各地新學堂大都選用,據資料記載,奉天遼陽州所屬小學堂讀經一科甚至皆用該讀本教授。開始時,清政府也將此書列入版權保護行列。然而,隨著學部成立,舊學宿儒成為教科書審查的主力。他們通讀此書,漸漸發現不對味。他們發現,新式學堂用這類白話教科書,孩子所學多以西學為填充,遠非傳統經學經典本意,所教內容甚至可以被稱為是離經叛道。1909年,學部再次審查全國教科書,在審查彪蒙書室所提交的白話文教科書時,認為這些書籍是維新派曲解經義的做法,“實足誤學童而滋謬種”。1909年6月3日,學部正式咨照各省督撫,查禁除《繪圖蒙學衛生實在易》之外,彪蒙書室編纂的所有教科書,成了當年轟動一時的禁書案。


  由于絕大部分教科書被查禁,彪蒙書室損失慘重,經此打擊,之后的幾年,幾乎一蹶不振。即便如此,彪蒙書室所編寫的白話文教科書正版書無法存世,各地的盜版卻查禁不絕,依然被各地新式學堂所采用。沒過幾年,清政權轟然倒塌,從此彪蒙書室的白話文教科書也便無謂查禁了。民國之后,彪蒙書室將一些白話課本進行了改編,再次出版,仍然行銷各地。1917年,彪蒙書室竟還有財力受盤廣益書局。之后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課本逐漸成為小學主流,彪蒙書室茍延殘喘十余年,缺乏創新,日漸衰微,最終湮滅于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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